尽管按苏方规定不能拍照、不能记笔记

2019-06-21   阅读: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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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谈起解放军空军的主战装备,源自米格-21的歼7战斗机是绕不过去的。而绝大部分人不会知道,当年中国引进米格-21经历了什么。直到三年前的夏天,笔者采访到孙维韬老先生。

  孙老是个地道的东北人,老家在辽宁辽阳,1931年生人,1948年在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学习了俄语。这个专业,规划了他一生的轨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提前毕业调到空三师,从事翻译工作。

  刘亚楼,熟悉航空的大多都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任司令员,开国上将。也就是在不久前,将军哈尔滨故居(属文保单位)被强拆的消息再度激起公愤。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线年代,中苏两国经历了一段“蜜月期”。苏联大规模援建中国国防工业,并派出大量专家。然而斯大林死后,中苏两党意识形态斗争逐渐加剧,两国根本利益的冲突也日益表面化,并最终摊牌。1960年7月16日,苏联赫鲁晓夫当局片面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从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名,终止派遣专家。

  赫鲁晓夫釜底抽薪,不仅让中国各行各业损失惨重,也严重恶化了中苏关系,但中国并未服输。而年轻的孙维韬更不可能料到,还不到一年,他就会陪刘亚楼远赴莫斯科。中国代表团将再一次把足迹踏上俄罗斯大地。

  1961年2月,赫鲁晓夫给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包含商谈销售米格-21F-13飞机及配套的K-13空空导弹等有关事宜,所谓米格-21F-13,也就是能挂K-13空空导弹的米格-21F,这是一种执行昼间防空任务的改型。

  赫鲁晓夫的态度,为何拐了一个180度的弯?众说纷纭。有历史学者考证,50年代,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盟国大搞沙文主义,使得这些国家抵触反抗情绪高涨,所以迫切需要同阵营中国的支持。不过按照孙维韬的分析,赫鲁晓夫撤回在华专家,即使在苏共政治局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与中国为敌,将给苏联地缘利益造成巨大损失。为了消除来自内部的压力,同时缓和高度紧张的两国关系,赫鲁晓夫向主动摇起了橄榄枝。

  来而不往非礼也,和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一致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同时明确,如果苏联企图压迫中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我们就宁可不要。说:“现在我们和苏联只是买卖关系。”

  1961年2月,中国派出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团长,空军工程部参谋长丁仲、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为副团长的中国国防工业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引进米格-21F-13飞机。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五机部部长陶涛、沈阳飞机厂总设计师叶正大、公安部第八处处长严复等多名专家。孙维韬是刘亚楼的随身翻译。

  作为中苏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接触,这个代表团受到了中国高层的充分重视。出发前,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代表团。孙维韬回忆:“之所以要派公安部的同志去,是因为我们知道苏联的克格勃一定要对我们搞窃听,一定要采取严密的反侦查措施。所以整个后来的谈判过程,斗争非常激烈!”

  中国代表团到了莫斯科,苏联出面接待的斯米尔诺夫上将,他是苏联航空工业代表团的团长。中国代表团下榻处是位于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旁边的莫斯科北京饭店,饭店楼下就是中餐厅,食宿一体,很方便。苏联方面给刘亚楼安排的是一个很大的套间。

  孙维韬回忆:“刘亚楼很聪明,在苏联留学八年。没进房他就跟我说,‘小孙,我太了解他们了,克格勃不知会安多少个!所以咱们俩不能住这儿,这儿开不了会,全被窃听’。”进了屋,刘亚楼示意孙维韬不要说话。两人在屋里开始到处翻,但是居然一无所获。克格勃不愧是世界一流的,居然做到了滴水不漏。代表团安顿好,吃饭的时候,刘亚楼召集所有成员,在饭厅召开了第一个碰头会。会上大家的声音都压得很低。刘亚楼通知大家,“他们针对的目标肯定是我,所以我和孙维韬住到大使馆”。

  特意将开会地点选在楼下中餐厅,刘亚楼自有用心。饭厅人来人往,声音非常嘈杂,即便克格勃窃听,也将受到很大干扰。之后中国代表团所有会议,都是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一间具有反窃听电磁干扰设备的密室内进行的,因为克格勃已经具备了遥感窃听手段,所以防范措施非常严密。甚至在苏方接送中国代表团的专用汽车上,中方人员也保持缄口不言。

  在谈判桌上,孙维韬清楚地记得放了两台录音机。过去中苏两国是友好国家,现在反目成仇,气氛非常紧张。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每一个词,都被苏联方面记录在案。第一天的谈判就很不顺利,苏方提出要在米格-21的合同里加一句话——苏联派出专家,帮助中国安装、组装、培训。

  刘亚楼听到“专家”二字,非常不满,明确指出,我们绝不接受合同中出现“专家”这个词,一定要改成“工程技术人员”。中苏双方为此僵持不下,打开了嘴仗。刘亚楼严正声明,由于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协议,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没有一位苏联专家,他说:“斯米尔诺夫同志,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这个词不改,合同我们坚决不签!如果他不同意,明天我们就回国!”终于,苏联人服软了。

  谈判过程中,中方作为买家,提出到位于高尔基下新城的米格-21生产厂参观,苏方不好拒绝,只得同意。俄罗斯的高尔基工厂、莫斯科工厂及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工厂,是苏联时期米格-21的三大生产厂,其中高尔基厂前后共生产了5765架各类型的米格-21,产量位居三厂之首。

  克格勃在中国代表团的各个时间点、所经的各处都安排了特务,实施监视、跟踪。陪同中国代表团参观工厂的叫特罗斯特。孙维韬回忆:“这个人非常阴险,是克格勃的一个局长。”中国代表团试图好好看一看各生产车间和生产流程,这个特务却借口说中方人员离开莫斯科时没有带护照,按规定不准在外地停留,限当天返回。

  一天的时间,显然不够,看不全,关键的地方苏联显然不想给中国人看。刘亚楼听罢,勃然大怒,痛斥特罗斯特,“既然你是陪同人员,为什么不提醒我们呢?你们这不成心为难我们吗!而且,我们跟斯米尔诺夫团长说好来了待三天详细参观的,你为什么逼我们当天就走呢?如果你还是采取这样办法的话,你就告诉赫鲁晓夫,我们可以回莫斯科,我们还可以马上回北京!不谈了!就因为你成心刁难我们!”

  在中方据理力争之下,中国代表团在高尔基工厂参观了三天,尽管按苏方规定不能拍照、不能记笔记,但还是为日后仿制米格-21积攒了大量的经验。

  实际上,周恩来早已经预料到这次谈判将极为复杂,中苏关系已经发生质变,克格勃肯定有所行动。在中国代表团赴苏之前的那次接见中,他刻意嘱咐大家:“你们的任务很艰巨,一定要天天跟我汇报,一定要把所有的情况都写成文字,而且要让特派信使给我送来,不能发电报,也不能通电话,因为他们会窃听。现在他们完全是以敌对国家的态度来对待我们。”

  按照指示,孙维韬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每天都要整理材料,然后上报周恩来。这些报告被誊写到每页15行,每行13字的稿纸上。最多一次,孙维韬他们连夜整理了100页,内容涉及这次谈判的方方面面,甚至包括苏联有没有给中国代表团准备茶点、水果这类的大量生活细节。这些重要材料,由特派信使装入信使袋,每天从莫斯科带回北京,作为中国高层对苏决策的重要依据!

  这也是孙维韬第一次看到团级干部级别的信使。一把手铐,一边铐在信使袋上,一边铐在信使的手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信使只能乘坐中国民航往返莫斯科北京的航班,不能喝苏联人的水,不能吃苏联人的东西,以防投毒,信使袋不能离身,包括上厕所。两名信使轮流睡觉,轮流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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